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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行之宁波:再见恍若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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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行之宁波:再见还若初见

  宁波重见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经那么多次地向往过江南。在我的遐想中,江南有着温婉的山水,格致的人物和处处流淌的才情。虽然我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前去体味,但愿望是一直留存心底的。

我曾在一篇品评名字的文章中写过,中国有三个地名是美丽的:江南、阳关和潇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身在西南,而今远赴东南繁华喧嚣之地,才念及过往生长之地无尽的美好,心中美丽的地名便得加上一个:巴蜀。

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初中毕业则是十年了。

在八月立秋之后,我得到一个机会前往浙江出差,便是曾经神往的江南了。由于两年来的慵懒,甚至意志的消磨,我很难为事情兴奋起来,所以,当我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也只是有些高兴而已,全不似青春时候那迸发的雀跃。

在浙江,倒是有好些故人在那边,想想生活的不如愿,我丢失的修长身形,我被改变得庸俗的气质,再想想他们可能也变得陌生,相对无甚话说,费力寻找话题的尴尬,我隐隐有些不想见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不是漫步大地的青草,我的枯荣只想埋藏在心底。然而,有些人是必须见的,旧年的情谊足够穿破时间的厚幕,也许相见无语或者失语,但怀念也可告慰这三两年来起伏不平的时光。于是,去之前我给尤宇打电话,说某月某日我将到宁波,呆三两天。尤宇说,好啊,只是第一天晚上有些事,不过喝酒肯定是有空的。

正是下午四点左右,宁波的天很蓝,城市很干净,同所有的城市一样,马路上是汹涌的车流,依然喧嚣。我所住的酒店在三江交汇处,尤其如此。附近有一座桥名“灵桥”,能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名字。安顿下之后给尤宇打电话,他说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附近。于是走路过去,路上行人稀疏,阳光很亮,但风很大,并不觉得热,不像广州,大半年的时间都是闷热。

街上有些穿裙子的女孩子,我看了一下,都是小家普通模样,大多气质娴静,虽没遇见巴蜀之地那样令人惊艳的女子,但也没有广州街头那种触目惊心的丑女。

走了十来分钟就到了尤宇工作的巷口,巷口有树,青郁凉快。远远看见尤宇在门口迎我,一件黑体恤,依旧清瘦,正是我失去了的那种身形。远远笑着,伸出手来,拥抱。拥抱这种方式是兄弟式的情谊表达,一下令我觉得心头一热,这几年来用这种方式表达情绪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握手是礼仪型的,工作以来,我握手已经握出了心得。

尤宇在一家刊社落身,实际上是自由写作人。刊社是他安排白天时光的一个去处,只有四个人,为航空公司做一本彩印刊物。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两间,摆满了书和杂物,有两个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正下四国军棋。我笑说,我可是四国军棋高手啊。确实,三年来,四国军棋打发了我许多烦躁的时光。尤宇说,他也是常下,已经有一个连长头衔,一个排长头衔了。我笑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负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不耐烦,不断逃跑,使得我连长的头衔变成了负分。

我们坐在主编室的沙发上吹空调,一时没找到聊的话题,相顾嘘笑。渐渐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尤宇说进锐去年来时仓促,本来进了北仑法院的面试,但进锐没来面试;我说是进锐觉得没什么希望就放弃了。尤宇很有把握地说,希望还是有的,他认识几个朋友,还有大学时的一个老师都在宁波法院工作,可是试试关系。这口气让我觉得他将世界握在手中的那种豪气依旧。又说姚伟,说起他生活能力的低下,说起他坎坷的感情,一同唏嘘了一阵。后来谈到恒哥,近来的学术之路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其中不乏人情世故的因素,恒哥的职业之路本是我羡慕并作为目标的,听闻这些和机关内差不多的不爽之事,令我颇有些兴味索然。

我带了相机,便请尤宇的同事给我们拍照。或坐着或站着照了几张,都是笑着的表情,不似大学时合影,都摆出或深思或酷青的神态。尤宇的同事说,晚上可以去拍宁波银行静坐示威的场景的。我问怎么回事,尤宇说,前不久宁波银行上市,上市之前辞退了很多人,上市之后股价大涨,持有股票的人身价倍增,那些被辞退的人觉得当初的补偿太少,每到晚上就在广场上静坐示威,我们觉得这是影响并将改变宁波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事件,想拍下来留念。我心叹道,尤宇倒没变,依旧关心政治和宏观的东西,而我陷在自己的个体生存漩涡已久,早不关心宏大主题了。但仍说,这个估计影响有限,在中国,这类事太多了,我附近的“太石村事件”还不是最后销声匿迹了,也没见到什么被改变了,街市依旧太平。尤宇听后摇头不语,大概心说我的被体制化。

我正要谈谈彼此这几年来的生活的时候,尤宇的一个朋友提来一袋葡萄,于是吃起葡萄来,又觉着生活很难叙说,便不再启口。吃着葡萄,我且用尤宇的电脑看了看股市的状况,这就是我欲罢不能的关注,尽管我总想抽身而出。

转瞬天色已晚,尤宇邀我和几个朋友去吃宁波菜喝酒,我却得回酒店和领导同事会合,作一下明天的安排。我和同事们吃得比较晚,尤宇干掉第一场,又来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喝酒。因为有领导在,席间,我们没法自在聊天喝酒,反而稍显客气。尤宇生活能力是很强的,各种客套也能周全,和我的同事干了几杯,只是和他们找不到共同话题,也没什么可以聊的。这场酒喝得索然无味,散场时约定明晚找一个小酒馆喝,我特地叮嘱他带上小康,他的女朋友。

第二天我们去宁波下面的慈溪办事,那地方的人涵养都不错,对我们的工作也很配合,这让我对江南人的印象很好。回酒店时收到尤宇的短信,让我去鼓楼喝酒,说已经约了几个朋友。

我打车去鼓楼,在牌楼处等尤宇。我看那牌楼上刻的几个字不错,正端详间,尤宇来了,领我去一家书店。开门处,迎上来一个短发女子,打了招呼,就知是小康了,借用姚伟先前给我的描述和评价——“气质笑好”。又介绍了久闻其名的宁波第一文青郑雷,郑文青面相倒是彪悍的,但气质文雅。另有两个游学的广州大学生,其中叫小涛的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老师的研究生。

书店隔壁的小酒馆叫做“三秦酒家”,貌似是卖陕西菜的,尤宇却说什么菜都有。尤宇、郑文青他们和酒馆的老板已经很熟了,打着招呼,老板说这次你们可别喝醉了,看来他们经常在隔壁书店搜书,之后来这里放肆。

这是一场浮云飞花、肆意挥洒的酒。我坐在尤宇和郑文青之间,左右逢源、频频碰杯。席间几乎没谈别的事情,或者谈了,我现在忘了,正如我现在提起笔来想不起那楼牌上刻的什么字一样,尽管我当时觉着是那样的好。

我如今是渐发易忘欢畅了呵!

但我记得我们评论了一番酒品、酒量,郑文青认为我的酒品是比尤宇好的,尤宇知道我的酒量在大学时是不行的,也说我现在酒量酒品和肚子都见长。而尤宇和郑文青之间是互相诋毁的,都觉得对方酒量不行,都觉得对方今晚的表现已经超酒品发挥了。其实我知道二人的酒量都不错,酒品也不坏。以前读书时候,常和尤宇喝酒,每场都要寻找一个灌醉的目标,这目标常常是酒量足够大的进锐,我和尤宇是从不拿彼此作灌醉目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层面上是很怪异的东西,一圈朋友中,我和尤宇认识得最早,一开始志趣相投,引为知己,但却不是那种能放开开玩笑的人,倒显得有些客气。初见时的关系状态一直持续,许多年后在他乡的再见依然如故。而对于郑文青,我和他可能具有某种投缘的质素,相见不久,即可随意开玩笑,互相吹捧或者贬低。

酒喝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又来了一位朋友,是位非典型律师,或曰非世故型律师,一位不怎么喝酒的律师。现在提笔时,原谅我,我还是想不起他的名字。近年来遇见了太多在我的人生中只属蜻蜓点水、昙花一现的人,使得我太礼貌而浑不在意,那些人名难以留下印痕,连同许多本该记住的人。

又想及姚伟向我转达的小康对我曾经一篇戏文《他们比爱情无辜》中对尤宇爱情描述的抗议,我接连两次向小康举杯赔罪,小康的酒都由尤宇代喝了。尤宇始终是清醒的,而我已经有些晕乎了。这般欢快痛畅的酒久违了,我像一条淡水鱼从大海逆流回到江河一般。

酒喝到一半,郑文青说要去撒尿,我站起来嚷道“同去、同去”。尤宇和另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于是同去。五个人歪歪倒倒,一起去鼓楼公厕。又路过那个牌楼,我又念了一遍上面的字,叫了声好。鼓楼公厕是免费的,很卫生,而且有字号,外面貌似挂了一个“宁波十佳公厕”的匾牌。我不由称赞了一番。站在便池上,我对郑文青说,“你看,窗外有月亮”。郑文青哼了一下,自在地专注地放泄去了。真艳羡我也,于是我也让自己的过客之水流畅地回归大地去罢。但我毕竟难得兴奋,尿完见郑文青还在尿,便说,“人生的大半快乐都在这入出之间,你看!”我指着郑文青已经衰竭的水注说,“我们只是它们的一夜情而已”。郑文青也发表了一番高论,我听得眼冒金星,现在却忘了是怎么说的。转身看到尤宇很清醒地洗手,我和郑文青却相互搀扶着,随便冲了下手,又继续回酒馆进行下半场。

继续嚷嚷,继续喝酒,不必说出口的过往和无可名状的未来都随酒仰进了这曾经怀着天下的肚子,“青春也被我们仰下去了”,这是多年前我曾写下的句子,那篇文章题目是《前尘后世走遍》,发表在我们的年级刊物《守望》上。《守望》是当年尤宇和我一起创办的刊物,后来加入了进锐、李超,组成了一个融洽的朋友圈子。又有李芊、姜婷、沈月娥等作者也渐渐相熟,一时间风云际会,大家都如鱼得水。我向尤宇说起李芊,河南来的女子,我说“当初你和她拼白酒,输得一败涂地啊”,尤宇似乎还有些汗颜,摇头说“这是我在酒桌上败得最惨的一次,耻辱啊”。郑文青似乎听见了,又继续和尤宇探讨酒品的问题。其间,尤宇突然大声朝我说,“难得啊,我还以为毕业后你已经换了好几个女朋友了呢,想不到还没变啊;不过酒量确实长进了不少啊”,我拉长声调说,“换,是正常的;不换,也是正常的”,其实我说的什么意思,我也没明白。后来我们似乎感叹了一下“像李超和高钢这样公认已经成了的,最后也劳燕分飞了”之类的事,见小康在旁,便把这话题带过。

酒至酣处,再往后就过了,这时,我们潇洒收场,毕竟,这是一场兄弟、故人之间的酒。

下楼后,大家还不忍散场,就去了一家咖啡馆喝茶,因为格调的精致,反使得大家放不开,只是坐着闲话,却没有可口的话题,只得调侃那女服务员。尤宇指着我对服务员说“这是宁波法院的张院长,请你们经理给我们打个八折”;那服务员很敬业地看了我一眼,却笑了,说“所有的客人都是平等的”;郑文青说“好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说“好,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那服务员却出去了。后来我出去上洗手间的时候,那服务员在给我指路说“先生,洗手间在那边。我笑说“不叫我张院长吗?”她认真地说“我们都叫先生的”。

咖啡馆比较无味,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想到明天还要办事,我提议散场,于是散了。在楼下,我和尤宇再次拥抱告别,然后和小康他们挥手,与郑文青同路回去。这时酒还没有完全醒,我的脑筋里还有些兴奋,与郑文青在车里说说笑笑间,就到了灵桥。我说“很奇怪的名字啊”,郑文青说“是啊,感觉不太吉利”,我又说“这我倒没想到,不是有本小说叫《灵山》吗?”然后我就下车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余姚,不似慈溪那般精致,当天下午办完案之后,我们就去了杭州。到杭州时已是六点,我打电话给初中同学赖苗,想问问哪个酒店比较好,却已停机。又发短信给李超,她却不在杭州,去北京出差一个月了,回短信介绍了望湖宾馆。打车过去,却已客满,后来费了番周折,才在西湖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

刚安顿下来,就收到尤宇的短信说“离开宁波没,要不到月湖来喝酒”,昨天我本已告诉他说今天要离开的,想到酣畅的酒会,只恨不得再来一场,可也只能回信说“月湖好名字啊,只可惜我已经到了杭州,后会有期,兄弟!”这场酒便可念不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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